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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鸿祎创业记:坚韧是在磨砺中生成

来源:Gamelook2017-04-26 16时

文章摘自:拒绝平庸——周鸿祎和他的创士记

高考前,西安交大有一个预科班对选拔进来的“特别学生”进行淘汰。1988年5月9日那天,周鸿祎提前去报道,算是比较顺的。

大一的军训几乎令所有人记忆深刻,有的人甚至觉得苦不堪言,但周鸿祎觉得还不错。

他们一班人马被拉出西安。教导团里的兵十八九岁,有几个挺痞挺匪,跟大学生矛盾很大,但周鸿祎却混得很好,这也许跟他的性格比较率性有关。

当时大学生是有清高的资本的,且很多人也的确清高,何况这一班人还“特别”。但周鸿祎对等级制度向来反感,加上个性本身带点儿江湖气,慢慢就跟那些小兵打成了一片。有这些兵的“照顾”,周鸿祎训练松一点儿,洗澡容易些,吃饭多给半个馒头,日子也就不那么苦了。

1988年以后,因为一些微妙的原因,大学的学风变得有些浮躁,但西安交大未受太大影响,每天晚上都有人上自习。这个班特殊一些,专门配了老师开小灶,而且刚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,所以同学们书念得很认真。

他们同时上信息控制和计算机两个系的课程,大二时候才分开专业。

本科四年给周鸿祎最大的帮助,是把他从一个毛躁的小青年培养成了一个严谨的工程师,他对电脑单纯的亲近感变成了一种事业心。当时有一种说法:北大培养党委书记,清华培养厂长——其实说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异。

当然,这也造成了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特征:不太关心政治。

实际上,那是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过渡历史阶段。当改革开放需要向更新的阶段迈进的时候,各种矛盾冲突是难以避免的。

1989年初,曾经铁板一块的苏联阵营在东欧尽显颓势。同年11月,柏林墙倒塌。苏联最终走向解体。但那几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却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状态,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尤其显着。

这一年的前半段,在北京举办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,一切看上去都顺风顺水。但危机就潜伏在这样的繁华之中。

1989年之后,政治遇冷,出国潮再次兴起。与此同时,“远离政治”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值得标榜的美好品质。

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梦想出国,周鸿祎的父母也希望他出国,但他没出去。一个原因是他英语不太好,勉勉强强才过了四级。虽然他也装模作样买了很多托福的书,但从来没有踏进过托福或GRE(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)的考场。

另一个原因是他实在找不到一个非要出国的理由,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出国。很多人的出国计划其实都只是阶段性目标。他们所说的那些宏伟蓝图都不是周鸿祎自己的目标,他的目标是开电脑公司。

中学时代学电脑是野路子,而大学计算机课令他如鱼得水。老师们把他心中的疑惑都解开了。他基础学得扎实,考试考得特别好,自然深得老师喜爱。

英语不好,出国很难;专业课很好,适合创业。以人与生俱来的“趋利避害”本性,他也实在没有足够的动力出国。“既然在国内就可以开电脑公司,为什么我还要出国呢?”当然,没有“海龟”背景后来变成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缺憾。

1990年之后,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三大变化:一是冷战后格局的形成;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;三是信息化的迅速发展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个人计算机开始普及,软件业在计算机行业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。面向对象技术获得极大欢迎,终于成为90年代软件界最大的热点。随着发展,这一技术形成了OOP(面向对象编程)、OOD(面向对象设计)、OOA(面向对象分析)等多个维度,成为完整的软件开发方法学。

此外,集成工具和CASE技术取得长足进步;图形技术迅速提高,多媒体被炒得沸沸扬扬。而这一切在国内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契机: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。

这一年,周鸿祎大学毕业了,开始念研究生。此后,出现了一波更大的创业潮。周鸿祎以一个在校生的微弱力量,也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了。

在美国,比周鸿祎大一岁的梁建章在1989年就已经拿到硕士学位开始攻读博士了,此时他才20岁。“越级跳”仿佛是梁建章的拿手好戏,1991年,博士没毕业的他就进入了甲骨文公司的硅谷总部。

中国留学生能进入甲骨文这样的公司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仅仅在甲骨文美国公司研发部门待了三年,梁建章居然又“蹦走”了。1993年,他已经有了回国创业的想法,而之后的一次回国探亲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创业的信念。“我感觉到了国内火热的创业气氛,当时就决定以后一定要回国发展。”

周鸿祎没有这么传奇。梁建章去硅谷总部历练的时候,他还只能通过一本《硅谷热》窥探那个神秘莫测的世界。但是,他真的没闲着。

电脑小狂人的第一次中关村之行

大二时学校的氛围虽然很特别,但因为对政治比较迟钝,加上念的是自己最想念的专业,周鸿祎对此并没有兴趣深究。他已经把C语言、Pascal语言学完了,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。

班主任安排他去教研组,但是教研组没什么钱,给一些打印纸和书就不错了。但他还是希望找一些事自己做,于是四处寻找,终于发现了数字电路的自动检错项目。这个项目里,有很多检错图需要用电脑画出来。

当时带他的研究生是将每张图都写成软件,然后用画图语句再把每张图画出来。苹果计算机的上下左右四个光标键可以用来操控画图的过程。

他没急着依葫芦画瓢,而是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去思考,最后的结论是:自己应该做一个工具,这个工具能把这些图一次性都画出来,而且可以在界面上随时调出来查看和修改。

他先做了这个工具,然后找班上几个同学把这些检测图都画了出来。此时的周鸿祎并不知道有款软件叫autoCAD,图也都是矢量图。

这个项目后来获了奖,令当时领导他的研究生都很惊讶。周鸿祎得意了一段时间,倒不是因为获奖和奖金,而是觉得自己能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
经过这次试手,他不再满足学校教研组里的研究了,想从外面接活儿,想出去参加一些校外的实践。后来他的确接了很多活儿,包括银行立体计算器。银行立体计算器有8段显示器,它们是固化的,央行一旦调息就得改程序。这时候周鸿祎大三了。他找来同学一起做,想先把机器码弄成汇编语言,但程序很乱,大家不知道从哪里改。后来的解决方法是在8086机子上做了一个模拟器,Z80的模拟器。这个模拟器可以单独跟踪、单独调试,相当于有了一个在线调试器。理所当然,他在班上获得了“电脑小狂人”的称号。

据说他当时的标准形象是这样的:腋下夹一堆软盘,头发乱如茅草,但眼睛贼亮。除了干学校外面接的活儿,他一有空就往机房跑。

大四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实践。他开始到外面的公司学习攒电脑——第一次觉得离“电脑公司老板”的梦想这么近!但他靠近梦想的方式比其他同学迅猛!

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主要在西安的公司里实习,而是直接去了北京。

第一次去,他不知道怎么办汇票,也不知道怎么去知春路,更不知道怎么去中关村办航空托运。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些事,更别说搬箱子、接货、送货这些力气活儿了。但周鸿祎很有兴趣,他坐火车跑了好几次北京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在北京逐渐不露怯了。哪个牌子的激光打印机什么价,他一清二楚,还学会几句黑话,貌似很老到的样子。

暑假回家他给同学做了一套音响,自己和同学都很开心,但家里人特别生气。
他们认为他不务正业,应该去学英语,像别人那样出国深造。

总的说来,他的大学四年过得很紧张,每天白天上课,晚上干活儿,夜里两三点才睡觉,全然不顾身体健康受影响,谈恋爱就更没时间了。

可是本科毕业后是读硕士还是工作,他又迷惘了。后来,他挑了个管理学院学管理,原因是:既然自己的梦想是电脑公司,总该学点儿管理学。毕竟自己在计算机专业上的实践不少了,毕业时类似的工具和产品做了四五件了,毕业设计也很成功。

夜黑风高研究反病毒

周鸿祎的研究生导师李怀祖是个“老清华”,读书时曾被打成“右派”,吃过许多苦,后来到西安教书,对周鸿祎非常好。但课才上了半年,周鸿祎就开始逃课。

一方面,他的研究生同学里由大学直升上来的很少,因为直升没有意义,缺乏管理经验,课虽然能听明白,但其实领会不了真意。大部分同学是厂矿企业送来或者考来的,社会阅历比他丰富很多,人家不带他玩。周鸿祎觉得很痛苦,对环境的不适应变成了对学业的厌倦,觉得专业选错了。他想回去做产品,不想回去给导师干活儿,因为那些他已经在校外干过一段时间了,社会实践也多,加上又去北京开了眼,心气也高了。

当时病毒研究已经出现了,但还没有江民,只有瑞星。看了一本《计算机反病毒研究》后,周鸿祎决定研究反病毒。这个想法遭到很多人嘲笑。西安当时的环境虽然闭塞,但同学们都踌躇满志。即使这样,他们也觉得周鸿祎的“反病毒卡”没啥意思,也不可能做起来。

大家越嘲笑,周鸿祎越是想做给他们看看。《中国计算机报》和《计算机世界》上有时候会探讨一些与病毒研究相关的内容,他看不懂也硬着头皮坚持了下去。

同时,他在研究生同学里物色了两个合作伙伴,其中一个是石晓虹。

条件很艰苦,一开始他们连电脑都摸不着,自己还得编码编程。后来,他逐渐减少了编程的时间,更多地做起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来。一位合作伙伴负责核心研发,石晓虹负责测试。(这一貌似很小的重心转换日后却让他收获了很多。)这个阶段最有趣的应该是他们蹭别人计算机用的那些花招了。

他们成天盯着机房,一看别人走了机位空出来就赶紧占上。机房的老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。有的同学禁不住周鸿祎的苦苦哀求,把自己导师的电脑借给了他,有的后来干脆被他拉过来入伙。再后来,居然有同学主动申请帮他做程序。

借电脑给他的同学常常晚上将他锁在实验室,这样他就能干一晚上活儿,天亮再爬出去回寝室睡觉。管理宿舍的大妈、同寝室的同学和他难得打一次照面。
他们一边研究,一边给外面公司放话:我们啥都做,反病毒卡,网络工程,你们谁来帮我们销售?

1992年下半年、199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,有老师想做联机词典,就找他们去干活儿,但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,因为他们老是想用电脑干自己的事。

周鸿祎有一个癖好:到处拷软件回去研究。在帮一个老师的活儿干完后,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,准备把自己偷偷做的那些反病毒软件拷回去,再拷些别的“高级”软件以便编程使用和跟别人交换“高级”资源。糟糕的是,后来那老师发现词库被他们拷走了!

产品还没做出来,派出所倒是进去了

老师本来觉得付钱给他们就亏了,这下子抓到了把柄,干脆到学校公安处举报了他们,说他们在偷偷制造病毒。学校那段时间刚好丢了些硬盘、网卡、CPU(中央处理器)和其他硬件,几条举报信息合在一起,公安处把破案的焦点落在了周鸿祎身上。这也难怪,他们昼伏夜出,全校有电脑的地方他们基本都去过,调查者很容易找到线索。

于是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,突然来了几个公安,周鸿祎被带走了。

公安们祭出了疲劳战术,周鸿祎头一次有这种经历。也是第一次,周鸿祎懂得了什么叫“言多必失”。

他一上来就跟公安讲他的理想,讲《硅谷热》,自己为什么要研究病毒——自己以为坦诚是最好的反审讯技巧,殊不知说多错多,越抹越黑,后来连睡觉都被禁止了。白天公安让他晒太阳,暖洋洋的特别瞌睡,就是不准他闭上眼睛。
后来两个公安一个唱红脸,一个唱白脸,一个让他打会儿瞌睡,一个不让他打瞌睡。

再后来他看见石晓虹从门口经过,然后就听见隔壁传来的哭声。一个公安红脸说:人家都已经承认了,你也招了吧,再不招可就进监狱了。

他们不给吃饭喝水,还威逼利诱。周鸿祎终于精神崩溃,开始胡思乱想:我们没干坏事啊,石晓虹他们承认什么?我该招些什么?中学干的坏事不算吧。他绞尽脑汁地想自己干过什么坏事。

最后就连有一次路过操场,有个足球滚出来被他顺走了、踢烂了的事都招了。至于拷学校软件的事,更是令公安大喜过望。公安其实都不知道,还以为他们只是拷了这个老师电脑上的软件。

公安把老师们叫来对质,但老师们基本都觉得拷贝软件算不上大问题,学计算机的研究软件再正常不过了。定不了罪,公安就开始诱供:你有没有拿走硬盘?拿走CPU?你要不说送监狱,说了就是学校内部矛盾,内部解决。

在这种娴熟的手法下,很难有人不崩溃,周鸿祎特别想逃跑。当然,逃是逃不了的,于是在“我想见班主任”的要求得到肯定答复后,他屈招了:用宿舍哑铃砸碎硬盘,丢到下水道冲走了……周鸿祎按照公安编好的细节录了口供。

招供后,周鸿祎终于在第三天见到了班主任。他本来是想向老师求援呼救的,可是本来对他很亲近的班主任却明显地与他拉开了距离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孤独,当时死的心都有了。但他毕竟是个具有反思精神的人,痛定思痛,仔细琢磨班主任的话:“不管多大的事,如果有错一定要承认,如果没有你一定不要乱说。”周鸿祎知道自己错了,于是回公安处翻供。

后来与石晓虹他们一碰头,周鸿祎才知道他们被传话不超过12个小时,而且什么都没招,翻来覆去就说一句话:“不知道,我们什么也没做。”

又经过几天的折腾,公安查不出个所以然,周鸿祎也跟公安混熟了,公安让他出去不要乱说,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

导师请他吃饭,给他压惊,倒也没有批评他,但总有些人对他指指点点。据说还有别的导师提醒自己的学生要和他保持距离,后来他找了个宿舍搬了出去,平时一个人也不出门。

为了疏解压力,周鸿祎买了《王朔全集》。那些大无畏的文字给了他很大慰藉。更慰藉他的是那些没有因此疏远他,向他伸出援手的老师和同学。

还好,再黑暗的时候都会有些小小的温暖。一个同学当时是机房管理员,就不在乎舆论,向他伸出了援手:我有一台电脑,你到我这儿来用吧。

周鸿祎和伙伴们后来做出了反病毒卡的原型,带团参加挑战杯,在上海得了奖。挑战杯很多都是导师的项目,但这个项目他们是原创的。

历经磨难,最终得奖后,周鸿祎感慨万千,也一直心怀感激。

做人要真诚,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

周鸿祎的口无遮拦一直备受争议。除了“红衣主教”之外,他还有“红衣大炮”的封号,与人称“任大炮”的任志强可谓“绝代双骄”。这两人家世、行业都不同,不知道任志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,但周鸿祎对自己性格的形成是进行过反思的。

就是因为经过这些小磨难,他才明白做人真诚多重要,说真话多重要。也许,那些因为“病毒门”远离他的老师和同学,内心排斥他的真实原因并非是他偷偷拷软件,那不是什么事儿。但他们肯定不喜欢外表强大的周鸿祎“屈打成招”,哪怕就屈一小会儿。

虽说无大过错,但这显然不符合群众的希望——他们希望看到英雄,百折不挠的英雄,受尽折磨依然咬牙挺立的英雄。

而且,人在没有遭遇困境的时候,总是认为一旦身临困境,自己必定能坚持下来。很难说清楚这种心理的确切来源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:因为你坚持不住,所以被他们看不起。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在这一过程中吃了多少苦,承受了多大压力。

所以周鸿祎很长一段时间里遭遇的横眉冷对真正寒到了他的骨子里。虽然他几乎是立即就改正了错误,但“舆论”还有另外一种传统:对罪大恶极的人施以宽恕,说那是浪子回头金不换;对普通人的错误耿耿于怀,说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也许,承受过那种令人寒到骨子里的冷眼的人,也才会对“诚实”看得这么重吧,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,于是有时候就变得口无遮拦,说话脱口而出,直来直去。

说真话,也许日子会难过一时,但造假,却可能一辈子抬不起头——这是周鸿祎人生的第一堂大课。

坚韧是在磨砺中生成的

周鸿祎其实并非天生就是个斗士,相反,他的性格里有软弱的一面。

高考的高压环境本来对磨炼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好处的,但是他幸运地跳过去了。虽然物理大赛的失利算是挫折,他也沮丧了很久,但毕竟后来还是上了西安交大这所不错的学校。这个挫折折射出的软弱如果被高考的成功克服,他可能会获得一种非常宝贵的体验和提升。遗憾的是,他没有亲自去跨越那道分水岭。

进了大学,又是个特殊班。与普通大学生相比,他们借书多、权利多、开的课多,老师又好。用那个时代常用的比喻,他们就是温室里的花朵。

最大的竞争来自学业。全国各地选拔来的一帮聪明人在一起比拼,很多人会受不了,周鸿祎自然也有点儿受不了。但是他毕竟有天赋,除英语外,他应该是班上成绩最好的,研究和实践也很优异,当然很自信。

本科毕业后他又被保送读研究生,一路畅通。要不是班上那些“社会人”的冷落,要不是“病毒门”带来的心理蹂躏,周鸿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地观照到自己性格中的软弱,并在其后的隐忍中逐渐变得坚韧。

所以,软弱也好,性格里其他的缺陷也好,其实都不重要,它并不会妨碍最后的成功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凡人多,既然是凡人,便有凡人的毛病,你有,别人也会有。别人在这个方面优于你,也可能在其他方面不如你。重要的是要会吸取教训,别再重复犯错。

凡人的成功,不需要对齐最完美的那几个人,只需要甩开同样平凡的同行者。
创业不是什么特别伟大、值得炫耀的事情;创业者也不是什么无所不能、高高在上的一群人。相反,不甘平庸的人大多数时候都很苦。创业与打工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,没有高低优劣之分,只看是否适合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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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溪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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